沧海云帆图为云伯大令赋 其二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舟”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

　　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居为奇货。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资诣问。见红女白婆，填塞门户。入其舍，则密室垂帘，帘外设香几。问者爇香于鼎，再拜。巫从旁望空代祝，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少间，帘内掷一纸出，即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顷，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类兰若。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棘，青麻头伏焉。旁一蟆，若将跳舞。展玩不可晓。然睹促织，隐中胸怀。折藏之，归以示成。

　　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真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出。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蟋蟀笼虚，顾之则气断声吞，亦不敢复究儿。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趋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在。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子弟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亦无售者。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因出己虫，纳比笼中。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怍，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博一笑，因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

　　翼日进宰，宰见其小，怒诃成。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又试之鸡，果如成言。乃赏成，献诸抚军。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无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军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岁，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促织》是按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记叙的，情节曲折多变，故事完整。本篇小说从总体看是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四部分记叙的。在本文之后又加上“异史氏曰”的一段作者评论。《聊斋志异》在小说后面常有作者对所写的人和事作出的评价，是作品的附带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故事的起因。

　　故事的背景：祸患起于宫廷，为满足宫中斗蟋蟀之乐而“岁征民间”，一头促织会带来“辄倾数家之产”的后果。围绕着征集促织，充分地表现了官府的贪鄙，“游侠儿”的居奇，里胥的刁猾。故事背景的简要交代为全文作了铺垫。

　　第二部分（第2段），故事的开端：写成名因缴不上促织而遭受的痛苦。

　　本段先点明成名充“里正”是受里胥的陷害，以至家业败落，“薄产累尽”。面对征促织，他既“不敢敛户口”，又“无所赔偿”，形势逼迫下，只好自行捕捉，又无所得，苦受杖刑，只有“转侧床头，惟思自尽”。这部分概写故事发端，点出成名因“征促织”而遭受的苦难，同时表现出他“迂讷”、忠厚的性格。

　　第三部分（第3、4段），故事的发展：写求卜得虫为成名一家带来解脱苦难的希望。

　　“求神问卜”是在无望中寻求生路。“能以神卜”的女巫竟有“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的灵验，引出成妻问卜，由此推动情节的发展。问卜得图为再度捕捉促织提供了线索。

　　成名得画，按图苦搜，终获佳品，“留待期限，以塞官责”，解脱苦难有了希望，至此第一层波澜趋向平息。

　　第四部分(第5至第7段)，故事的高潮：写成名得虫、失虫和再得异虫（成子化虫）。

　　“失虫”是又一新的波澜。获虫的喜悦和对虫的珍爱，为成子的误毙促织作了衬笔。“儿惧”，母亲的惊恐，说明事关身家性命，而“死期至矣”一语，暗扣后文的“得其尸于井”。

　　从失促织到失爱子是情节的深入发展，加强了故事的悲剧色彩。成子投井自杀的悲剧，其原因不过是毙一蟋蟀，这充分反映了官府贪暴给百姓带来的苦难之深。行文至此，着意写出成名夫妇的感情变化：由惊怖（“如被冰雪”）到“怒索儿”，得尸于井又“化怒为悲，抢呼欲绝”，然后又转入深深的忧虑（“相对默然，不复聊赖”）。这惊、怒、悲、忧的一系列感情变化，更增强了悲剧气氛。待发现爱子“气息然”，又陷入更深的焦虑。“忽闻门外虫鸣”是情节的又一转折，出人意外，追寻之下得小蟋蟀。在此写了小蟋蟀的形状：短小，黑赤色……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写了它动作的迅捷、飘忽；又写了“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对成名似乎有感情，以此表示促织的异乎寻常，暗与成子化身促织相呼应。

　　小说接着细写小促织斗胜强敌“蟹壳青”与鸡口脱险，显示了小促织的超凡本事，故事达到了高潮。

　　小说以夸张手法与细节描写来显示促织的才能。写促织的善斗，采用了衬托与对比的手法。“蟹壳青”的斗无不胜、“庞然修伟”，与成名的促织“伏不动，蠢若木鸡”形成对比，给人造成一种小虫怯懦无能的印象，加强了紧张气氛。然后情况一变，小虫“暴怒，直奔”，“腾击”“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这一系列动作展示了小促织的勇敢善斗，少年从“笑”到“骇”的表现又从侧面作了渲染。然而在这时，又掀起波澜：鸡的出现和“径进以啄”，形成极其危急的情势，而小虫以其机敏出人意料地将鸡制伏，进一步以夸张笔法显示了促织的神奇本领。

　　第五部分（第8段），故事的结局：成名因祸得福。

　　成名献促织，宫中试斗进一步展示了小虫非凡的才能（不只善斗，且能闻乐起舞），成名因得厚赏而巨富。成子复苏之后“自言身化促织”的交代点明了神异促织的来历，增强了故事的曲折性与神奇色彩，同时也更加深了故事的悲剧性。在官府逼迫之下，成子自杀后还要魂化促织以供玩赏，方能解脱一家的苦难，这就更加表现出所受迫害之深，对荒淫残暴的封建统治者是一个有力的抨击。这一喜剧结尾寄托了作者的美好愿望。

　　第六部分（第9段），作者的评语。

　　“异史氏曰”的一段文字是蒲松龄对故事所作的评论，这也是笔记小说常用的一种形式，通过评语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段评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从官贪吏虐追溯到天子宫廷，指出“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寄讽谏之旨；第二，就成名的一贫一富说明是“天将酬长厚者”，反映了“善恶有报”的宿命论思想；第三，针对抚臣、令尹蒙受促织“恩荫”，证实“一人飞升，仙及鸡犬”的说法，生动地表明封建官僚的升迁发迹是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的，在此作者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感。

　　这又是一首抒写离愁别绪的词作。“烟暖雨初收，落尽繁花小院幽”，首句描写了刚下过雨后的小院情景。风雨初晴，小院中落花满地，显得十分幽静。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在这种幽静的意境中，可以看到分别在即的两人相对无语泪满眶的景象。

　　“摘得一双红豆子，低头，说著分携泪暗流”，爱人采下两颗红豆，低头和词人说着分别的话语，说着说着，不禁泪流满面。“红豆”，古人常用其象征爱情或相思，唐代诗人王维就曾以红豆为意象，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石尤”是纳兰引用到的典故。纳兰用到这个典故，是说女主人公希望能够效仿石尤氏，化作大风阻止爱人远行。但是天不遂人愿，女主人公的愿望终究破灭，爱人最终乘船离去，分开的两人只能独自品尝自己的忧愁。

　　全词的上片追忆往昔，下片则描写别后幽情。“人去似春休，卮酒曾将酹石尤”，爱人离开之后，好像连春天也被他带走了，以酒践行时甚至祈祷船在行驶时能够遇上顶头风。

　　淡淡的白描，平实如话，真实地传递出女主人公在爱人即将远行时内心中所表露出的愁苦之情，读后别有一番韵昧。

参考资料：

　　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世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东岳泰山，巍巍峨峨，犹如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以其拔地通天之势，擎天捧日之姿，雄距于齐鲁大地。其实，泰山险不过华山，雄不过恒山，海拔高度在五岳中仅排第三位。学者王克煜认为，它之所以被尊为五岳之首，与它的地理位置分不开。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记载：“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长。”此外，泰山之所以被视为五岳之尊，与它在历史上曾具有的浓重的政治、宗教色彩分不开。司马迁《史记》援引《管子·封禅篇》说，上古之时，封禅泰山的就有七十二家帝王。后来，历代帝王几乎无不封禅泰山。泰山别名“天孙”，意为天地之孙，主招魂，知人生命之长短，这大概是历代帝王钟情于泰山的重要原因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泰山是一座政治色彩浓厚的文化山。泰山又是一座自然风光优美的山。它壑深谷幽，峰奇石怪，山高水长，风卷云舒，历来就吸引着许多文人墨客为它长啸短吟，为它泼墨挥毫，为它锦上添花。姚鼐也是其中的一位。

　　姚鼐写过多篇有关泰山的诗文：《登泰山记》、《游灵岩记》、《岁除日与子颖登日观观日出歌》(诗)、《泰山道里记·序》等。《登泰山记》是历代泰山游记中的佼佼者。读这篇游记，我们被作者浓厚的游兴所感染。文人登泰山，多选春秋良时，姚鼐却选择了一条特殊的路线和一个特殊的日子。“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一般人不会穿泰山西北谷抵达泰安，也不可能借机去考察齐长城。姚鼐这位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的桐城派代表，偏要“越长城之限”，实地考察古长城之貌，其精神令人由衷敬佩。作者登山这天，是除夕的前一夜，观日出时正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年三十。冬天登山已不多见，选择岁除之日观日出则更加少见。你想，在万家团聚共度良时之日，作者于泰山之巅皑皑白雪之中翘首迎接新一轮红日喷薄而出，这是不是表现了一种崇高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诗中所写：“男儿自负乔岳身，胸中大海光明暾。即今同立岱宗顶，岂复犹如世上人?”

　　作者的语言十分洗练。“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寥寥三十余字，将泰山的地理位置、河流走向及南北分界，交代得一清二楚。句式整饬，朗朗上口。接下来，作者连用“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写出自己的行进路线，语句清晰如水，又起伏跌宕，宛如一条游动的长龙。作者写景的语言也是非常简练的。“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这几句写了泰山雪景、夕阳、云雾，如诗如画，令人遐想不已，但又是何等的惜墨如金。作者写日出盛景，用墨极少，却能将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结合起来，再次收到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这是正面描写。“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这是间接描写。文末描写也是精彩之笔。“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圜。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用最少的语言传达最丰富的信息，这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桐城派主张义理、考据、文章缺一不可。在这篇文章中，这点体现得是很好的。单说考据，文中处处可见。“古长城”、“三谷”、“环水”、“东谷”、“石刻”、“天门”等都是作者考证的内容。也许有的读者会说，作者对自己的内心感情压抑得太过分了，以至于全篇无一句抒情语。我们不好臆测作者当时的心境，但从他写的诗句来看，能够感觉出他是有很多感慨的。但他远不像范仲淹《岳阳楼记》那样尽情抒发。如果不进行一番“考据”，仅从桐城派文章风格上解释这一现象，恐难讲通。

　　乾隆三十九年（1774），姚鼐四十二岁。他参加纂修的《四库全书》于三十七年告成，以御史记名。此年以养亲为名，告归田里，道经泰安与挚友泰安知府朱孝纯（字子颖）同上泰山。泰山气势雄伟，风景壮丽，历代文人骚客多在春秋佳日，联袂登山，吟哦题咏，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篇章，姚鼐的《登泰山记》把泰山雪后初晴的瑰丽景象和日出的壮观场面真实动人地描绘出来。且记述的是冬日的游历，有别于徐志摩、李健吾、杨朔、冯骥才等诸公的文字，因而显得不落窠臼，更具特色。

　　作者从地理环境着笔，山南有汶水西流，山北济水东去，名山傍水，分外壮观。作者巧妙地利用介绍山谷而引出齐国修筑的古长城，从古长城又引出“最高日观峰”的所在位置。为下文描写登山所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作者胸有成竹，把山、水和长城置于广阔的天地之中。从大处着眼，高屋建瓴。接着，作者写自己由京师至泰安的沿途经历，交代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动身起程那天，“乘风雪”出发，气候十分恶劣，这似乎是一巧合，其实这正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他悄悄地埋下一条贯穿全文的伏线，以便为描写登山的艰难、游览的豪兴而创造出有利条件。接着他记叙丁未（二十八日）那天，由南面山脚处登山，谁知那山竟高达四十五里，石阶竟有七千余级，这用数字来显示峰峦险峻的手法实在高明。作者选择的路线是循中谷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颠”。看似轻描淡写，但读至下文，“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顿有“成如容易却艰辛”之感。登上山巅，广阔的视野中，山、水、城郭尽收眼底，座座青峰身披皑皑白雪，照亮南天，鸟瞰泰安城，汶水和徂徕山，沐浴在夕照中；环绕山间的云雾，就像轻柔的腰带。作者用落日、青山、流水、白雪、城郭，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夕照图，真可谓尺幅千里，呼之欲出。

　　作者于二十八日傍晚登上山顶，第二天即除夕（当年十二月小）五更时分，与子颖至日观峰之日观亭，坐候日出。他不惜浓笔泼墨，分三个步骤：一曰日将出，“云一线异色”；二曰日正出，“须臾成五彩”；三曰日已出，“日上，正赤如丹”。日出之景，变幻莫测，形诸文字，有些棘手，他却能穷形尽相地正面描摹旭日升腾时灿烂的光彩和跳跃的欢态，而且还把长天、云彩、大海作为背景，有力地烘托出日出的壮观。寥寥数语，气势磅礴的日出就宛然在目。诗仙李白也在此看过日出，“攀崖上日观，伏槛窥东溟。海色动远山，天鸡已先鸣。”虽有特色，却稍有逊色。杜甫途经泰山，赋有《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成为千古绝唱。这和姚鼐的“ 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之后，作者又欣然回视西峰，见雪后初晴，日光照射，颜色相杂。这一笔，似乎可削，但它却表现了日出的效果和影响，是绝不可缺少的。

　　山顶的建筑，山道中的石刻，记叙收放自然，详略有序。这都与登山活动的对象的主次、个人感受的深浅息息相关。最后综述泰山冬景的特点：石峰峻峭，青松苍劲，冰雪覆盖，众鸟飞绝。用凝练的语言把自己的游览所见归结为“三多”、“三少”、“三无”。结句照应冰雪，戛然而止，令人回味。
　　

　　桐城派古文以简洁著称。姚鼐的《登泰山记》是其代表作之一。登泰山，可记可写的东西很多，要是信马由缰，洋洋几千字亦不为多。以本文而论，登泰山路见何物，路遇何人，与子颖有何谈论，泰山有何传说，有何感慨，可挑可拣。但作者却只写了“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和“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两句，算是路途所见。他把重点放在登山路径和山顶景物上。他觉得路径复杂而艰难，为后来者着想，需详细交代。山顶奇观，乃众人向往，不可不细细描摹。名胜古迹，土石动植冰雪，自有特色，作“记”自然不可忽略。

　　历来的大家都讲究起承转合，讲究扣题，文章高手总是为突出题“目”而或收或放。作者从始至终紧扣“登”这个“目”，本文开始介绍泰山的山水形势，为“登”字作铺垫，寥寥几十字收笔。作为散文，“形散而神不散”是其共同特点，。但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本文却发现，本文的“形散”是有限度的，无非在取材上较为自由罢了。而本文所取材料一没有离开泰山，二没有离开“登”山，故取材上的散是有限度的。在表现方法上，也以记叙为主，兼有描写，没有议论。故本文取材和表现方法上的聚和凝，是桐城派简洁的文风“言有物”的有力注脚。

　　用语准确，不事渲染，更无铺陈。以记登山经过而言，“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乘、历、穿、越、至”五个动词，把从京师去泰安的路程交代得清清楚楚，并能让人悟出作者当时冒风雪，过县城，穿山越岭的艰辛。以描写山顶景色而言，七句话描绘了七个画面：

　　①“与子颖坐日观亭，待日出”；
　　②“大风扬积雪击面”；
　　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
　　④“稍见云中白若摴蒱数十立者，山也”；
　　⑤“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
　　⑥“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
　　⑦“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

　　可见作者用语何等准确。如写山顶的风，作者不用烘托或渲染的方法，只用“大风扬积雪击面”七个字，便可使人想见。不但写出了“风扬积雪”的视觉，而且写出了“击面”的触觉。“扬”、“击”二字把风力描绘得十分突出，使读者有感同身受的体会。日观亭以东，“自足下皆云漫”，“漫”写云雾之大。云中山“白若摴蒱”，抓住了形状的特点。“极天云”细如一线是其特点。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抓住了它瞬间的变化。而且静动有序，有张有弛。堪称“有物有序、清新简洁”的典范。